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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相长,做学者型优秀教师 ——“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笔谈
2018-01-02 10:43   审核人:

摘要: 2017 年6 月11 日,由北京市高校英语类专业群主办的“北京地区高校英语类专业联席会第五届年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会议期间举办了由孙有中教授主持的“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圆桌论坛,邀请了北京地区高校多位学者共同探讨新时期英语类专业教师发展之道。大家一致认为,英语类专业教师,尤其是新一代中青年教师应立志高远,坚持教学与研究平行发展,让学术研究促进人才培养,成为教学与研究双优型英语类专业教师。现刊载论坛的核心内容,以期促进高校英语类专业教师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研以促教; 教研相长; 教师学术发展

研以促教,研以促学

孙有中教授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

全国高校英语类专业新一轮教学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一改革浪潮中,教师应如何定位? 如何适应与发展? 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应如何看待教学与研究的关系? 两者能否并行不悖? 或者,如何避免陷入教学与研究相互否定的陷阱?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现举办“在教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圆桌论坛,邀请到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部分学者参加此次论坛,分享真知灼见,希望引起国内高校英语界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关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高校教师们近年来争论不休。许多教师认为,教学与研究相互冲突,重视研究必然影响教学和人才培养。理由大致包括四方面: 其一,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写论文、出专著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这会严重挤占教师用于教学的时间,导致教师不认真备课,不愿意花时间辅导学生,不愿意承担正常的教学任务,甚至为了参加学术活动而随意调课和压缩课堂教学时间。其二,重视科研的高校文化导致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师们每天关心的是拿项目、争科研奖、发表论文,而不是探讨教学的改进和学生的成长。其三,过度量化的科研业绩考核给教师带来巨大压力。大学科研管理部门和教师绩效考核与职称评审部门关注的是论文数量,指标越定越高,其结果是一部分教师获得种种学术荣誉,享受丰厚待遇和大量资源,更多的教师则在科研的道路上疲于奔命,同时厌恶教学,敷衍了事。其四,研究内容与教学内容脱节。为了拿到项目,教师们紧盯各类基金的项目指南,什么课题容易获得就做什么,造成研究内容与教学内容互不相干,最后牺牲的还是教学。

 

上述现象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为此,2010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职责。”2016 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上任伊始便呼吁教育要回归教书育人的“本分”。时至今日,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为了缓解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当务之急就是要适当降低过高的科研要求,改革简单的量化标准,建立科研成果的多元评价体系( 承认多种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成果) ,为教师开通分类卓越的职称晋升通道( 如设立教学型职称系列) 等。这些措施无疑都有助于降低教师的职称晋升焦虑感。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教研之间的矛盾,教育管理者和一线教师都必须理性看待教学与科研的辩证关系,树立教研相长的观念,实现教学和研究的双赢。

首先是“研以促教”: 教师通过从事科学研究来促进自己的教学。我们身处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速。教师从事科学研究,有利于跟踪本学科的学术前沿,使自己的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与此同时,积极从事科学研究的教师具有更高的研究能力,更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通常在教学中更重视培养学生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是“研以促学”: 学生通过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或在教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以促进深度学习和能力发展。南宋诗人陆游曾写道: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里所说的“躬行”可理解为运用所学的书本知识或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开展研究型学习,在研究的过程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培养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 AAC&U) 指出,21 世纪的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解决问题、创新性思维、团队合作等能力。其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研究能力。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至关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教师与学生合作研究,帮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收集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并提出自己的阐释,最终解决问题。为此,AAC&U 建议高校增加师生共同开展研究的机会,这样学生就可以亲身观察教师如何思考和解决具体问题。教师因此也就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导师。AAC&U 称这样的教师为“学者型教师”( teacher-scholar)。

 

可见,无论是从“研以促教”还是“研以促学”的维度思考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我们都会发现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是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关系,但两者在根本上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高校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学者型教师无疑比纯粹的知识传授型教师更具优势。

 


“从做中学”:

基于项目的教师专业发展

张薇教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从做中学”是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论之核心,是近年来在英语教育改革中影响广泛的项目式学习的重要理论基石。从教师发展层面来看,“做”可以指围绕特定项目的有意义的教学与科研实践。基于项目的教师专业发展能够推动教师提出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以项目为载体,实现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在帮助学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下面我结合自己在英语数字素养领域的教研经历,探讨基于项目的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点,结合国际视野与本土需求,发现真正有教育意义与社会意义的研究课题。1997 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读博士时,美国的语言教育界刚刚开始关注互联网,一些有前瞻性的学者( 包括我的导师Hill 教授) 认为,数字素养将成为二十一世纪语言教育的新目标。要使中国大学生有效地参与数字时代的学术活动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大学英语教育应培养学生在新技术环境下运用英语及多种符号资源进行学术研究、知识建构与成果交流的能力。传统的大学英语课程与标准化考试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开始探索如何在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中融入这一新的教育目标,构建以培养学生英语数字素养为目标的新型评价模式。、

第二点,融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为一体。在当时的大学英语教学与测评体系下,探索英语数字素养评价模式的有效途径是设计一门新型的大学英语课程。1999年,我在北大开设了项目式大学英语课程Doing English Digital,指导学生用英语完成与专业相关的基于数字资源的口头与书面研究报告。结合这门课的课程与评价设计,我展开了博士课题研究,进行了确定评价目标、设计评价活动与评价工具、建设网络教学模块、实施教学与评价活动等教学科研活动。这门课程获得北大本科课程建设立项,成为北大最早的网络课程之一。

完成博士研究项目后,我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把项目转化为一系列教研活动,包括建设基于社会性软件的网络学习社区、开设《英语学术论文写作》通选课、组织教师评价小组评定学生研究报告、修订评价量规等。评价量规的研发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在长期使用中不断修正。为了完善评价量规,我先后组织了三轮教师评价小组,分三个阶段八个学期进行应用与修订。这组评价量规在设计上整合了传统的分析型与整体型量规,在评价维度上突出了评判、综合与创新等高层次思维能力。评价小组的教师认为,使用评价量规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展的过程; 51 份研究报告选题范围涵盖十多个专业研究热点,展现了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门通选课获得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的高度评价。项目最终成果《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专著获得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奖。

 

第三点,构建教师发展共同体,推动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我指导两位硕士研究生结合各自的教学实际进行了英语数字素养评价模式的应用与拓展研究,她们申请了校级研究课题,发表了研究成果。合作教学研究是推动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我指导越南顺化大学青年教师完成了美国UB 基金会资助的项目“英语新闻媒介素养合作教学研究”。2011 年,我们在菲律宾Miriam 学院主办的“发现21 世纪本土知识: 连结世界各地课堂”会议作了发言。

 

综上所述,基于项目的教师专业发展可以通过有意义的项目,使分散的教学改革与科研活动系统化,使教学与科研活动融为一个有机整体,推动教师“从做中学”,在完成一个个项目的过程中,进行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实现师生共同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离不开持续不断的教学实践和科研实践,坚持日积月累、不断耕耘,总会取得一些进步的。

 

 


从教学相长到教研相长: 

当代大学教师的必由之路

郭英剑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礼记·学记》有云,“教学相长”。人们通过学习,才知道自己有不足; 通过教,才知道自己有疑惑; 知道有不足,才能够敦促自省再学习; 知道有疑惑,才能奋发图强。所以说,教和学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把教学相长放在大学的语境中,“学”就是“学问”、“科研”、“研究”,而不单是像学生那样以接受知识为目的。从“学”到“研”,换了一种意识、一种态度、一种方法与一种精神。而且,对于大学教师而言,科研就是学习的重要途径。从“教学相长”到“教研相长”,是当代大学教师的必由之路。

在当下中国高校,人们对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认识偏差: 首先是将教学与科研对立看待。很多人认为,在大学中,科研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而与本科生教育关系不大,甚至有人以一些教授不愿给本科生上课为由来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大。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几乎站不住脚。就世界范围而言,越是顶尖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越强,学校对教师科研的要求也越高。

针对教学的重要性,人们已经论述得很多了。当我们在谈科研重要性的时候,并不是说教学不重要而是很重要。我之所以提出“教研相长”,也是把“教”放在前面。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科研的重要性。

 

第一,在慕课及网络化大学时代,单纯地传授知识已难以满足个人以及教学现实的需要。当今社会,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高于单纯的知识传承。如果单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基础课堂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上、图书馆以及各种书本上找到来源。教师作为知识拥有者和传播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强调教学时,人们会推崇一些只会( 或者只愿意) 教书而不愿( 或者不会) 进行学术研究的例子,或者怀念民国时期的场景: 很多学界名流都是一支粉笔、一个烟斗就上讲台了,然后语惊四座,深受大家欢迎。但今天的高校已今非昔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讲究规范。当今如果没有教学大纲、教学说明、教学要求和教案,任何教师在高校都难立住脚。②淡化教师的个人魅力。我产并非否认教师个人魅力对教学的重要性,而是说,教师的个人魅力更多地应体现在课堂本身的思想性、启发性与批评性上。③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今天再也不能有教师满堂灌的现象存在了,学生不是机器,教师也不是机器,双方要真正互动,才会有真正的课堂教学。

 

第二,重视科研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无论站在管理者还是教师和学生的角度来说,教学当然至关重要,但在当代大学中,科研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发展趋势。即便是在那些过去主要以教学为主的高校中,教师们也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争取科研项目、进行学术研究、发表学术文章、出版学术著作。教师所面临的压力可谓前所未有。

 

第三,科研促进教学,既有利于教师的创新性教学,也有利于学生的创新性培养。唯有研究型教师,才能更好地选取讲课内容,才知道选取什么样的重要话题与概念,也才能够以更适当的方式把知识传播给学生。当今时代,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对学生来说也富有吸引力。学生参与科研或学术研究已成为国外很多大学本科生教育的常态,也是高校所推崇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

 

总而言之,在慕课时代与网络化时代背景下,所有大学教师都应该在重视教学的基础上积极从事学术研究,真正实现从“教学相长”到“教研相长”。


教师在外语教学改革中的角色

张莲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

有学者指出,“教育变革已成为全世界教师所面临的生活现实,因为学校始终处于普遍存在的、持续的创新压力之下”。换句话说,变革不是偏于一隅的偶发事件,而是来自社会结构系统的持续性变革所自然引发的普遍现象。教育改革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国家层面高利益相关考试、规模性课程改革到校本、系别甚或班级层面的课程和教学创新都是教育改革的外化形式。改革者普遍持有的一种信念是,教育之结构性变化、教师教学实践的变化和学生学业成就的变化之间一定存在一种因果关联,而教师的职责就是将改革和学生的学习成效之间的因果关联起来。可见,由于教师在人才培养环节中所处的重要位置,课程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教师。美国著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者Bruner 则更为直白: 任何变革尝试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让教师参与讨论和影响变革,因为他们才是变革的终极执行者”。这一点在外语教育中尤显突出。与其他学科教师相比,外语教师通常被视为与其教学内容相对独立的唯一知者和有能力的使用者,在改革的倡议中也相应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定权。那么,教师在改革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搜索并浏览了包括Applied Linguistics、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TESOL Quarterly、《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等在内的国内外十余种重要期刊过去十年( 2007-2017) 的相关文献发现,涉及改革本身及其对学校、学生和社区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章多达数百篇,但涉及教师角色的研究寥寥,仅20 多篇。这显然与我们对教师在外语教学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一般性认识相去甚远。也许正因为此,在过去数十年里,我们的“改革那么多,变化却那么少”。但从有限的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出以下三点基本认识。

首先,教师的角色多样且变化。在上述文献中,关于教师在改革中角色的定义和描述有20 多种,其中Kumaravadivelu 的理论化概述备受关注。他认为,在过去四十年里,教师的角色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从上世纪60 年代至80 年代“被动的技术员”到后来“反思的实践者”再到90 年代至今“变革的知识分子”,鞭辟入里地勾勒了教师在不断变革的教育中的身份和角色。Kubanyiova & Crookes 进一步提出教师应当承担起“道德行为者”( moral agent) 的责任。可见,在改革与创新背景下,教师需要重新认识自身的专业性和专业自主性,且这种重新认识是反复多次的。不同的角色( 如观察者、实施者、拥护者、反对者等) 定义和描述揭示了教师与改革之间不同的距离和态度。Ketelaar等认为可以从主人翁意识( sense of ownership) 、意义理解( sense-making) 和主动性( agency) 三方面理解教师对改革或创新的态度,其中主人翁意识尤为重要,即让教师成为改革主力的前提是让他们“参与”改革,成为改革的主人。教学改革决策及实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须谨慎为之,耐心推之。

 

其次,理想角色和角色执行之间有差距,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教师对改革的认知、应对改革的能力、资源和由改革带来的职业/专业安全感的缺乏或丧失。Halpin 所言,“如果新课程的内在理念要求教学模式的本质性改变,那么教师接受新课程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当改革的措施要打破教师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时,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因此,在改革启动和推动过程中需要更多沟通、理解和宽容。

 

最后,具体的教学改革环境对教师的角色也有重要影响。在具体的改革环境中,对改革的消极影响有时不仅来自教师,也可能来自学生,比如学生差异化的发展需求和其过往学习经历生成并固化了的学习传统和文化。这些常常演变为对改革的负面冲击。另一个显要的影响因素是教育/学习内容的改革( 通常表现为教材的更迭) 。教材被视作改革的直观体现,并由此成为改革的代言,或备受推崇或横遭指责。这一点提示所有的改革推动者必须重视学生的期待,了解学生的发展状况和条件,鼓励教师采用多元的、可兼顾不同学习需求的教学方法。在此情形下,宽容且循序渐进是第一要义。

综上可见,教育教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改革牵涉到复杂的物、事、人等要素。教师是教学改革中的关键要素,教学改革的推动者应认真研究教师在改革中的角色和作用。


高校外语教师学术发展的

困境与出路

张虹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

教师从事研究包括两类: 一是研究使用( engagement with research) ,指教师阅读研究文献,应用他人研究成果,但自身不做研究; 另一种是研究实践( engagement in research) ,指教师自己做研究。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二种,即研究实践。

从应然角度讲,高校外语教师应该做研究。比如,洪堡特两百年前谈到柏林大学的使命时,关注的就是教学与研究的合一。英国课程论专家Lawrence Stenhouse1983 年首次提出“教师即研究者”这一观点,该主张在欧美教育界广为流传。然而,中国高校外语教师研究实践的实然状况到底怎样呢? 我对12 位英语教师和11 位非通用语教师进行了口头叙事和访谈,了解其研究实践现状,探索阻碍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因素。囿于篇幅,下文将汇报部分数据。

 

“我不仅教日语,我还需要做学问、做研究,帮助大家正确认识日本。我理想中科研和教学是并重的,五五开,但在现实中估计是九一开,教学占大头。”( 莱卡)

 

莱卡对高校教师的身份认知包括教学者、研究者以及两国之间的沟通者。但在谈到教学与科研之间孰轻孰重时,理想与现实是冲突的。他认为自己在现实中花在教学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科研。这种现象在其他教师的访谈中也有反映。

 

“最重要的肯定是教学,因为这是教师的本职工作,你论文写得再棒,若你教的学生拿不出手,就是你的失职; 作为一个教师,你连本职工作都抓不好,这是很说不过去的。”( 蓝颜)

蓝颜认为教学是教师的“本职工作”,理应给予更多重视,如果教学做不好,是教师的“失职”。有一半的教师持有这种观点,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会把更多时间分配给教学。那么,阻碍教师开展研究的因素有哪些呢? 我举一例说明:

 

“缺乏有力的学术大拿指引我们。我和同事很有学术研究的欲望,但不知从何做起,很迷茫。鼓起勇气一次、两次,在三次时还没有任何想法和结果,就放弃了。还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有经济压力,特别是在北京。还有,学院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和激励大家,导致了目前的情况。我们领导自己也不做科研。”( 科研小白)

 

科研小白将教师研究实践的阻碍因素归结为有限的资源、经济因素、院系文化和院系领导。这也代表了大部分教师的声音。我不再一一列举教师访谈数据,用下表报告高校外语教师做研究的阻碍因素:

表1 中第3 列是教师访谈的“本土话语”,一级编码; 从右至左,逐级编码,最终将高校外语教师研究的阻碍因素归纳为六方面( 第1 列) : 教师认知、教师自身局限性、院系文化、资源有限、缺乏动因、院系领导。那么,如何给教师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呢? 首先,教师应树立对研究的积极态度,形成对教研关系的正确认识,情感上不抵触、不畏惧研究,行为上要持续学习、积极从事研究实践。其次,学校领导( 尤其是院系领导) 要身体力行,给教师树立榜样,要对教师研究给予资源支持,包括时间、物质、导师和情感方面的支持。最后,要积极培育教研文化,给教师研究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


融合翻译、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

做有思想的翻译教师

武光军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院

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相比语言学和文学而言,翻译学科的实践性更强一些,教学与科研的融合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从事翻译实践和教学的教师不做研究,甚至抛出翻译理论无用论; 反之,做翻译理论研究的对翻译实践不以为然。实际上,要成为一位值得尊敬的大学翻译教师,既要在教学上立得住脚,也要赢得学术界的认可,两者不可或缺。那么,在翻译学科,如何实现教学与研究的交融呢? 我的主张是: 做一名有思想的翻译教师,在翻译、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学生开展平等对话,教学相长,从而做到翻译教学促进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反哺翻译教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翻译与翻译教学中的问题转化为学术研究问题。从我国翻译质量水平和翻译人才现状可见,我国的翻译教育未能很好地满足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还存在诸多问题。王占斌对某高校翻译教学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多数学生对翻译课的教材、教学方法、教师的课堂作用、课堂教学效果表示不满。传统的翻译教学将学习的本质看作是知识的掌握,教学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基于这一不足,本人十余年前启动了“翻译教学中的学习者因素研究”课题,持续观察,从未间断,先后在《外语界》发表“复合型翻译人才: 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改革的方向”、“英语专业大学生的翻译学习观念及其发展特点研究”等研究成果。今年将出版专著《翻译教学中的学习者因素研究》,考察的翻译学习者因素包括七个方面: 翻译学习观念、翻译学习策略、翻译学习动机、认知风格、翻译学习归因倾向、元认知及学习经验。我的做法是首先进行理论准备和理论观察,然后进行个体因素考察,最后进行体系建构。因此,翻译及翻译教学中的问题是可以转化为学术研究课题的,这样就可以将教学与学术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翻译及翻译教学不仅可以催生翻译教学研究,还可助力翻译本体研究。文化学派的翻译大家Susan Bassnett 与Lefevere 的扛鼎之作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就是两位在研究生课堂上与学生的思想碰撞出的成果。他们在《序言》中讲到: “本书思想源自20 世纪90 年代华威大学研究生系列研讨会,当时André Lefevere 教授每年都会与学生讨论并且分享自己关于翻译研究领域进展的观点。”同样,我在教学中,特别是研究生教学中提倡探究式或研讨式教学,在课堂上经常鼓励同学们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通过这种方式,我对翻译本体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并已在翻译学国际期刊META、Perspectives、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BABEL 等发表SSCI 和A&HCI 论文多篇。

 

第三,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为教师课堂授课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学术水平高的教师营造出来的“学术氛围”是课堂直接灌输知识所无法比拟的。翻译教师需要不断用最新的翻译学术成果来保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时效性,否则在与学生进行课堂交流时也只能传授一些基本的概念或结论,而不能帮助学生提高批判创新意识和能力。

 

只有对教学进行自觉反思,才能使普通教师成为专家型教师。因此,大学翻译教师要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真正成为研究者,成为有思想的翻译教师,从而汇通翻译、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英语教学范式

变革与教研相长

李佐文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掀起了教育信息化新浪潮,为教育注入了智能的力量,形成了强大的教育发展助推力。在这一数据浪潮中,英语学习与教学也被席卷其中。浩瀚的语言学习资源正在改变传统的语言课堂教学模式,为英语教学打开思路,拓宽路径,同时也对英语教师的教研能力提出了挑战。我从三个方面简单探讨大数据时代英语教学范式改革与教研相长问题。

第一,大数据推动学习变革。大数据是指由大量数据组成的数据集合,它具有4V 特征: 容量大( volume)、种类多( variety) 、速度快( velocity) 、价值高( value)。这些特点改变了英语学习的环境,拓宽了获取语言学习资源的途径,为学习者开辟了更加快捷并且类别多样的语言输入、输出的渠道和媒介。课堂学习只是学习者学习行为的一部分,课堂之外还有基于网络媒体的学习行为。学习方式也由传统的课本、听讲、做笔记和参加考试等被动的学习模式演变为基于互联网移动端的主动学习模式。

 

第二,大数据带来教学范式创新。伴随着英语学习模式的变革,英语教学范式必然发生改变。在大数据技术驱动下,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新式的教学范式应运而生。慕课加快了知识、信息的传播速度,拓宽了传播广度,使人类能够共享文明发展的成果。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这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学习平台,它打破了校园的界限,可以实现以英语为介质的跨文化交流,获取真实的语言资源,使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之间实现自由转换。微课短小精悍,主题突出,对某一个语言现象或知识点讲解精细,针对性强,而且可以反复观看,非常适合碎片化学习。翻转课堂从关注教师的讲转变为关注学生的学,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性,有助于语言的深度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其思辨能力的发展。教学资源来源也由传统的课堂延伸至课外,由传统的纸质教科书向数字信息化材料转变( 包括音视频以及基于VR 技术的虚拟场景的学习资料) ,这使得语言学习更加立体化,更具真实感。由此,英语教师角色也发生了改变。教师从知识的唯一占有者和权威,变成了协商者、合作者。以社交媒体为特征的信息技术把人际交流互动推向极致,各种智能软件可以实现语言交流、指导、测试、评价等功能,成为虚拟教师。

 

第三,大数据挑战教师发展。“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数据时代来得如此迅猛,使教育形式呈现一种全新模态,教师必须全力迎接挑战,寻求全新的发展路径。知识的获得方便快捷了,对学生的要求就不能完全是学习知识,而是要加强其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是国家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面对海量的学习资源、千差万别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教师如何做好引领者,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别、提取、呈现最有效的信息,如何驾驭各种信息技术等,这是大数据给教师带来的挑战。教师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通过研究促进教学创新。利用大数据,英语教师能够开展更加系统、深入的外语教学研究: ①通过巨量的实证或语料库数据,深入挖掘学习者语言使用的特点,可以更好地启示外语教学实践; ②结合课堂观察、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基于大数据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研究,可以为大数据时代下的外语教学模式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③同时,关注教学行为和在新型教学范式下的教学需求,可以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教学政策。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大数据进入到外语教学,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为实现教研相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孙有中教授:

上述发言主要在三个维度展开,包括关于教学与研究关系的理论思考、学者型教师教研相长的现身说法、外语教师的角色定位以及学术发展路径。我们试图证明: 外语教师实现教研相长的全面发展,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期待新时期我们外语界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型优秀教师! 期待中国外语教育迈上更高台阶!

( 张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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